，也写“非我”

，写皇上者就是皇上，写奴才者就是奴才，写土匪者就是土匪，写小偷者就是小偷，写娼妓者就是娼妓，岂不荒唐？

小说只能当小说看，它免不了虚构，想象，编造，概括，综合创造。

其文须虚实相半，乃文人游戏三昧之笔，不必问其有无也。

难道写杀人犯，作者最好也去杀人？

难道写失足女，作者还得去卖身么？

鲁迅先生写阿q，鲁迅就是阿q么？

先生写阿q，并不等于就是倡导阿q的精神，也不等于就是要大家把阿q当榜样来学习。

至于是不是真有这回事，有没有借题发挥，读者就不必认真挖掘罢，更不必对号入座，辛苦劳神大可不必。

至于文中种种细节叙述，小说家言而己，贾语村言罢了，姑妄写之，姑妄看之，祈求别有用心者，切勿追究事由也罢。

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愚谬的考证之风，不足取也。

否则，被人卖掉，别人还要笑话，璧则犹是也，而马齿加长矣。

省省心吧。

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，笔墨紧随时代。创作无疑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，是作者表达对社会及其生活的一种方式，自身的一些观点，经验，阅历，体会又深藏文本之中。但文学也有逻辑的规范，主题的约束，存在决定意识，题材与作者的生活有关，内容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关，人物是作者的影子，或化身。然而艺术固然可以自由飞翔，合理地联想与想象，按自己之所得传述，但不能主观随意地无中生有。

流言与事实，稍加碰撞，就可燃爆丑闻，我们百口莫辩，只能宁用沉默，不理流言。

人口封不住，我们拿议论没办法，有些生活细节不是不能澄清，而是没法澄清，根本就没人相信，只会白白辱没了人格，白白丢失了脸面。

偏见深重，无端蒙冤，牵强附会，故意栽赃，俗人最大的毛病，就是不愿别人超过自己，平平稳稳占位子，忙忙碌碌装样子，吃吃喝混日子，是是非非毁才子。

非议不止，还想他人吃官司，唯恐天下不乱，唯恐他人不遭殃，唯恐显不出他的恶毒来！

人言可畏啊！舆论的压力，往往超乎人的想象，它能将一个人压得喘不过气来，甚至严重影响到人的正常生活。

对所有问询者，考证者，刺探者，不平者来说，我们的辩驳，或解释，一句都不信，依然议论不休，猜测着，怀疑着。我们沉默着，躲闪着，知道一切又隐忍一切，并不一定是大彻大悟，也不一定是大智若愚，反而是一种无力诉说的心境。面对恶意的伤害，辩驳是愚蠢的，面对无意的伤害，解释是多余的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

没有世间的喧嚣和繁华，人心的凉薄和寒暖，又怎能衬出文学那原本苍白的朴素与落寞？

生活中的袁秋华乐观开朗，比男子还豪爽，还侠义。

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柔软弱小，哪怕是骄傲的，然而那骄傲也是小女人式的，更像是她们在自己脆弱梦境，与沉重现实间苦心经营的一道堤防。

她们对人生的打量，既带着浓厚的虚无之感，同样也充满着惶惑不安的不可置信和怀疑。

她笔下那些打工者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，并不是没有问题，但需要生活历练，慢慢来改进，这就是成长的蜕变之痛。

或许那只是弱势的群体，面对巨大的不可把握的外部世界的本能反应，如同受惊的鼹鼠，只想退缩在狭小的洞穴中，守住最后一点的安稳！

家庭，工作，能力，才是实际可靠的，也是符合生活和社会需求的，恐怕这也正是她们的人生态度吧!

小说创作不是超越性的，而只是对生活真实的白描，没有人生意义的完成，也没有思想境界的升华，有的只是沉重的宿命和现实的无力，然而连那宿命与无力都只是徒显着时间的白云苍狗。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，在于旁观者的在场及介入，而每个人的遭遇与往事，都只是“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”。关注度的缺乏，被漠视的角落，将人生原本的悲剧含义也消解得一干二净，余下的只有一片顾影自怜的苍凉。

袁秋华的作品似乎流露着女性关怀，但那更像是一种同为女性的情感本能。

她显然有要替那些“被侮辱与被损害”

的女性同胞们，充当社会代言人的野心。

对自己笔下的，那些无疑处于弱势者地位的外地人，她表露出来的，与其说是同情与悲悯，不如说更像是同类命运者的同病相怜。

她的姿态，并不是先觉者对后进者的居高临下，而是一种在对等，平等，诚信的基础上，开展对话和沟通，又刻意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，游荡于故事的视线之外，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着一出出世俗人生的悲欢。